[轉載] 玄奘取經與佛教精神

蓮華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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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玄奘取經與佛教精神

      中國古代僧人的西行求法，始於3世紀，在5世紀的法顯時代和唐初的玄奘時代達到了兩個高潮，其中尤以玄奘取經成為亞洲佛教歷史的轉捩點。

      這些僧人歷盡艱辛，忍受饑寒，九死一生。他們往往是幾十個人出發，卻只有三五個人能生還。玄奘更是孤身潛行，沿途各國感召於他的虔誠，紛紛派人護送，但這些護送的人大多擋不住風沙嚴寒，紛紛死傷折返。因此，玄奘在那個年代創造了中國人探險精神的一個奇跡。

      玄奘生活在1300多年前（西元600-664）。他出生於洛州緱氏縣游仙鄉陳村（現河南省偃師縣緱氏鎮陳河村）一個官宦家庭。

      幼年時代，他經歷了隋王朝的崩潰和唐王朝的建立。8歲那年，父親給他講授《孝經》，當講到曾子避席一節時，他忽然整好衣服，離席肅立。

     父親問他幹什麼？他答：“曾子接受老師教誨時離開坐席，我現在聽父親教導，怎能安坐不動呢？”父親由此知道他將來一定會有成就。11歲時，在洛陽淨土寺成為少年行者，開始學習佛教經典，研讀《維摩經》和《法華經》。

      13歲時，隋煬帝下令度僧，因他年幼，未能入選。主持此事的大理寺卿鄭善果見他站在公衙門口，就問他出家是為了什麼？他答“繼承如來的業績，光大佛法。”

      鄭善果對他的志向極為欣賞，又見他相貌不凡，就破格錄取了他，並對旁邊的官員說：“誦經容易，這種風骨難得，他將來一定會成為佛門大器的。”

      從此玄奘出家為僧。在出家後的十余年間，玄奘研讀佛經，聽受講經，都能獨立思考，明辨微義，聲望日增。玄奘在19歲的時候，前往成都求學，研讀了佛教大小乘經論和南北地論學派、攝論學派的經典。後來他遊學數地，26歲時到長安住大覺寺，從道嶽學俱舍論。

      玄奘既遍謁各位大師，廣泛吸收了各家的學說，經仔細推敲，發現各有所宗，校之佛經，有合也有不合，無所適從。

      為搞清佛經的真實涵義，同時也為取得像《瑜伽師地論》那樣的更多的經典，尤其嚮往精通瑜伽兼諳百家的那爛陀寺的戒賢法師，玄奘決心親自到西方――印度去求法。於是他聯合志同道合者向朝廷上表請求西行，但朝廷下詔不准。

      其他人都斷絕了念頭，只有玄奘仍不屈服。他一方面學習梵語，一方面磨練意志，最後下決心西去求法。西元627年秋，唐貞觀元年，28歲的玄奘法師混雜在逃難的災民中間，悄悄地離開了長安，開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歷程。

    17年中，玄奘備曆艱辛，忍饑挨餓，越沙漠，度雪嶺，頂風暴，鬥盜賊，九死一生，卻從未考慮過回頭。玄奘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去偽經，求真經，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

      玄奘從長安出發後,經秦州（今甘肅天水）-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瓜州（今甘肅安西縣東南）-玉門關-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魯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庫車）-跋逯迦（今新疆阿克蘇）-淩山（今天山穆蘇爾嶺）-大清池（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葉城（即碎葉城，

      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國（都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鐵門（烏茲別克斯坦南部茲嘎拉山口）-今阿富汗北境-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今阿富汗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玄奘回來時,從那爛陀地出發，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至阿富汗達帕米爾高原-塔里木盆地南線-敦煌-瓜州（今甘肅安西縣東南），最後終於回到長安；玄奘西行17年經過的國家有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
  
      在印度期間，玄奘主要學習的地方是那爛陀寺。經過6年的學習，他學習鑽研諸部經論，所學各門，無不精通。其師戒賢法師特別器重他,命他向其他學生講授《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同時對《中論》、《百論》、《瑜伽論》進行了很好的闡發。玄奘的學識受到眾人的讚歎，也受到當時國王戒日王的重視，經常成為國王的座上賓。西元641年時，那爛陀寺舉行了一場大型辯論會，持續了18天，最終玄奘法師取勝，這時萬眾歡騰，爭著為玄奘法師贈送榮譽稱號，大乘送的是“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送的是“木*提婆”（解脫天）。從此，玄奘法師名震五印。

      17年後，玄奘被當時通緝捉拿他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國禮迎回長安，長安百姓人山人海，塞街滿巷，爭相一睹這位後來被神話成為“唐僧”的智者和勇士。

      玄奘回長安後潛心譯經19載，手不輟筆直至圓寂，身後留下1235卷佛經譯本，這些佛經廣泛傳佈到中國、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為促進佛教在東方的復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玄奘留給中國人的，遠不止1235卷佛經譯本，也遠不止廣布日本、朝鮮以及東南亞的大乘佛教，它更是一種胸襟開闊、海納百川的開放胸懷，一種追求真理、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

      魯迅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玄奘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佛學大師。

      他西行取經、捨身求法的佛教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學習精神，百折不撓、勵志奮進的進取精神，不慕榮利、心歸大唐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等，早已融進中華民族的血脈中，成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如此，玄奘的行動同時也是對中國人探險精神的有力證明。玄奘比馬可波羅早幾百年單人徒步從中國到達了印度，這不僅僅是玄奘個人的勝利，也是盛唐文化走向世界的成果。
玄奘用極其開放的胸懷吸納異域文化、傳播中華文明，造就了亞洲特別是東亞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質。

      玄奘西行的歷史意義，早已超越了時間、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趙朴初曾經說:“玄奘，是中國佛教優良傳統最典型、最圓滿的體現者，也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探險者之代表。”

      盛唐是中華古代文化全盛之頂點，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為輝煌的時期。玄奘是此時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使者，他用自己的雙足，開創出了一條從中國經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
  
      馬克思曾經感歎，古代印度儘管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但“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

       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親踐了110國，聽聞了28國，對印度社會和歷史做了詳盡的記載。1300年後，印度的考古學家根據他的記載，終於發掘出了埋沒了幾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聖地――那爛陀寺遺址。

      印度歷史學家Ali 說:“如果沒有玄奘、法顯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者：馬震，摘自《中國宗教》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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