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滅佛

乘璦

三武滅佛


三武滅佛又稱三武之禍，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大規模禁佛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因而得名。


又因五代十國時期後周世宗也進行大規模禁佛運動，故又合稱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太武帝滅佛，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始，至其駕崩，廢佛時間共六年。


北魏太武帝在位期間銳志武功，統一長江以北。他初崇佛教，後因受道士寇謙之等的影響，轉奉道教，並親受符籙，於440年改年號為太平真君。認為佛教系「西戎虛誕」，「為世費害」[1]。太平真君五年，詔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養沙門，九月殺政變未遂的僧領玄高、慧崇等。七年，太武帝西徵到達長安，見佛寺內藏有兵器，又查出釀酒、財寶，發現僧侶與室女私通，即立禁佛。[2]。司徒崔浩上疏請誅天下沙門，毀諸寺院經像[1]。三月，帝下詔誅長安沙門，並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廢除全國佛教[3]。太子尊崇佛教，緩發詔書，使遠近皆有所豫聞。[4]因此四方沙門多亡匿逃脫，金銀佛像及經書被秘密收藏，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內寺宇建築卻多被毀[5]。太武帝死後，文成帝繼位，詔復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復。




北周武帝滅佛


主條目：北周武帝滅佛


北周武帝滅佛，自建德三年（574年）始，至其駕崩（578年），滅佛時間共五年。


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視儒家。天和二年（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國庫收入驟減，還俗沙門衛元嵩上書請刪寺減僧[6]，此論深合帝心[7]。武帝為禁抑釋道，製造輿論，從天和至建德年間（566年－578年），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門、道士等辯論儒釋道三教先後；甄鸞、道安等屢上書駁斥道教，紛紜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親講《禮記》，欲以儒術治天下。建德三年五月始議禁佛，詔僧道大集京師，斥佛教不淨，下詔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並令沙門、道士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當年六月，設置通道觀，選佛、道名士120人，普著衣冠，為「通道觀學士」，並置官吏統管。建德六年，北周滅北齊，周武帝入鄴城，在原齊境內推行禁佛之令[8]，沙門慧遠與帝爭論不果。禁佛後，北方寺像幾乎滅絕，僧眾多逃奔江南[9]。武帝死後，宣帝、靜帝先後繼位，佛法又興。


唐武宗滅佛

主條目：唐武宗滅佛


唐武宗滅佛，自會昌二年（842年）始，至其駕崩（846年），滅佛時間共六年。史稱「會昌法難」。


唐武宗喜好道術，開成五年（840年）秋，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親受法籙。宰臣李德裕等厭惡佛法，此二人經常在唐武宗面前詆毀佛教[10]。會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還俗，財物入官，僧許留奴一人，尼許留婢兩人。三年，查點外國僧人，並禁摩尼教等流傳。令兩街功德使疏理京城，公案無名者還俗，遞歸本貫，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詔禁供養佛牙，毀焚長生殿內道場經像，換為天尊老君之像。但毀佛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寺院所屬莊園增加，國家賦稅收入減少[11]。加以僧伽腐敗，僧侶不事生產，蠹耗天下[12][13]。會昌五年三月，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毀佛寺，勒僧尼還俗，下令並省寺院[14]。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15]。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16]。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也受到波及，此後逐漸退出中原地區。

後周世宗滅佛


後周世宗在位時，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時興，僧尼管理功令漸馳，以致寺僧浮濫，直接影響國家賦稅、兵役[17]。顯德二年（955年），詔令整飭寺院，沙汰僧尼。凡無敕頒寺額之寺宇並皆停廢，親無侍養者不許出家。[18]存留寺院之外，民間的銅佛像全數沒收入宮，用以鑄錢。此後，中國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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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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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滅佛

　　三武滅佛


　　【簡介】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周武帝滅佛】


　　【唐武宗滅佛】


　　【後周世宗滅佛】


　　【影響和評價】


　　【“三武滅佛”原因】


　　【補充:佛道爭端】


　　【簡介】


　　佛教傳入中國中原地區一般認為是在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佛教自傳入中土以來，曾幾度輝煌。佛教最興盛的時候是在南北朝時期和中唐、晚唐時期。當時人們對佛教的狂熱毫不亞於一場全國范圍內對某些人的極端崇拜。如有人當著大眾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餵鳥，遍體流血卻顏色不變，又有僧人自以鐵鉤掛體，燃點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在這樣的狂熱下，那時的僧尼道眾、廟宇寺院也是遠多於現在，而且那時的僧尼還享有很多的特權。然而盛極必反，宗教也一樣，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反佛運動，其中有三次規模較大，而發起這場運動的皇帝的諡號裡都有個武字，所以就稱為“三武滅佛”。


　　“三武滅佛”又稱“三武之禍”，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若加上後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為“三武一宗”。以上在佛教史中稱“三武”之厄。110年以後，即公元955年，五代時期後周的周世宗又下詔廢天下無敕額之寺院，毀銅像，收鐘磬鈸鐸之類鑄錢。


　　合周世宗，稱“三武一宗”。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於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讒言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於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於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後，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中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煉，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後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於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並親受符籙，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餘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採納，但也由於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倖免於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後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廢佛後六年，太武帝駕崩，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北周武帝滅佛】


　　宇文邕（543—578），字祢羅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當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實現統一全國理想的時候，病逝於出征前夕，令後人唏噓。


　　這樣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怎麼會反佛呢？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前，曾對宇文護要求他輔佐少主。宇文護表面許諾。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將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後，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權之前，大權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大力推行佛道，因此當時的武帝也對佛道極力的推崇，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舉。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之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武帝不怕死後下地獄的威脅，於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後，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為國家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並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衝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於傳統，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特別是佛教過度發展給國家帶來之不利而盲目推動，更可襯托周武帝統治政策之靈活。


　　【唐武宗滅佛】


　　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之排佛事件。世稱會昌法難。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鑑》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後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歷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為了達成排佛目的，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主線，以與佛教各宗派的傳法世系相對抗。他自認得了儒學真傳，以繼承和發揚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為歷史使命，要效法孟子闢楊、墨的精神來闢佛、道。基於此，他特別推崇《大學》的理論體系。《大學》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並與個人的道德修養聯繫起來，而佛教提倡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在廢佛敕書中寫道：“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云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梁、齊，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尚未即位時，已偏好道術。即位後，即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於三殿修“金籙道場”，並親臨三殿，受法籙。在日益偏信道教的同時，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道教徒的煽動，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種對外來文化兼容並蓄、完全開放的勇氣和信心喪失殆盡。佛教作為異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武宗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於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會昌滅佛給佛教以沉重打擊。據日僧圓仁目擊記述，山東、河北一帶的寺院，到處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淨吃；聖蹟陵遲，無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區，也是“剎宇頹廢，積有年所”(《修龍宮寺碑》，《金石萃》卷一○八)的狀況。其後不久，唐末農民戰爭爆發，對佛教又是一次沖擊。由於寺院經濟被削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遭毀，經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權勢者的倡導，採取新的生存和發展形式。


　　【後周世宗滅佛】


　　在這幾次滅佛事件中後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後採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於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於緩和，從這之後，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影響和評價】


　　北周武帝滅佛運動確立了沙門必須尊重皇權的政治的原則，斷絕了佛教寺院與平民政府分權抗儀，發展成為政教合一政權的可能，確立了中國皇朝政教分離的傳統，使中國在此後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得以在國家製度上保持了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優勢。在周武帝廢佛以後，部份僧侶混跡民間，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則南渡陳朝，因此促進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唐武宗滅佛，佛教寺院財產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此也由極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還俗，寺廟土地與財富受過政府所有，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供養僧尼的經濟負擔。


　　魏太武與周武帝滅佛僅限於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熾。周世宗時也未統一天下，勢力有所不及。但經歷這些大規模的滅法運動，中國佛教的兩大重要支派（南傳佛教、西傳佛教）受到嚴重打擊，此後再也不復國教氣象。中國佛教的大量文化遺產、藝術作品也在這些運動中毀滅。禪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規（自耕自食），在這些運動中損失最小。此後迅速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與此後隨蒙古、滿清入主中原而來的藏傳佛教，隱然並駕齊驅。


　　三武一宗的教難，雖然使得佛教幾經摧殘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以後，思想已深植社會民心，因此，在遭受重重打擊之後，卻始終屹立不搖，並很快地復興佛法。


　　【“三武滅佛”原因】


　　所謂“三武一宗”四次“法難”，原因很複雜，且各不相同。如果把它們都歸結為經濟原因，是過於簡單化了；要把它們都歸結為儒學之宗教排他性的體現，更是十分荒謬、無知而淺俗的無稽之談。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說都含有宗教之爭，但它們直接起因是道、佛二教之爭，尤其是會昌法難，道佛之爭更是相當激烈而明確的。佛教的發展必然給封建國家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而道教和佛教的爭端往往是封建國家採取滅佛措施的一個導火索，它的背後常常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前兩“武”之法難中，確實與儒學有涉，但這種關涉主要表現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鑑於當時漢人即將鮮卑族視為“胡”或“戎”，而他欲一統天下，成為統治以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為主的漢族組成的整個中國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學和道教來標榜自己。他稱佛教為“胡神”、“胡經”，以明自己非“胡”。其滅佛詔令中說由於“鬼道熾盛”，致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王法廢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偽定真，复羲農之治。”儼然是一個漢族之王道正統的形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學，並沒有把儒學視為宗教，反而認為儒學必與鬼神和迷信相對立。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詔令中說：“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魏書·世祖紀》，同書《釋老志》載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這裡，“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讖記、陰陽、圖緯”不唯道教所有，也在兩漢以來的儒學中興風作浪。太武帝的滅佛不僅針對佛教，也把混進儒學的“妖邪”和其他蠱惑人心的“師巫”一併掃除，客觀上起到使儒學純正化的作用。


　　北周武帝的排佛與北魏太武的滅佛有相似之處。從歷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無心敬佛。為了表現與漢文化的認同，他不但崇儒，來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辯論會上，經道安、甄蠻、智炫等人的揭發，使周武帝認識到道教的教義虛妄和迷信方術，所以連道教一併罷黜。但他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沒有殺人；對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職；鼓勵繼續探討佛、道的哲理，這些皆表明對漢文化和儒學認識的深刻。北周武帝滅佛，同時也滅了道。這也是和當時北周武帝后來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關係。北魏末年，社會動盪。公元515 年爆發過冀州沙門法慶聚眾造反之事，其眾多達5 萬以上，法慶自稱“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毀寺、殺僧、焚經、燒像，故此對當時的僧俗地主統治階級形成了極大的威脅。北魏鎮壓了“大乘起義”後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六鎮起義”，接著各處紛紛出現反魏起事，群雄並出。當時北方地區的僧、道階層過於龐大。根據《魏書》稱，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後，不少原屬國家的戶民眾，為避苛役重賦，相繼投入空門；此外，其時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亦令普通百姓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以致全國的佛寺竟有3萬之多，僧、尼數目則有200萬之巨，這在當時北中國的人口比例上，達到了極高的程度，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16分之1 。士這促使封建國家政權採取極端手，以擴大經濟來源來充實國力。


　　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是道、佛之爭，經濟在其次，是一次典型的宗教鬥爭，但與儒家無關。


　　而五代周世宗滅佛則主要是經濟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後，繼承後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後餘灰、民生凋弊的情況下，欲一統天下，採取了均定賦稅，發展生產等措施增加財政收入。是時中國乏錢，他想到毀銅像鑄錢的方法。周世宗談到其滅佛的理由時說：“吾聞佛說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捨身救人急難，為什麼不捨銅像救天下呢？這種說法雖然有些強詞奪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經濟，而不是其他。事實上，周世宗也未敕禁絕佛教。佛教在五代的衰敗，實為戰亂所致。


　　【補充:佛道爭端】


　　首先是佛教外來宗教造成的種族衝突。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自然就會引起華夷之辨十分嚴格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反感。南朝蕭齊的顧歡就曾經撰文《夷夏論》譴責佛教說：“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製；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顧歡是南齊時代信奉道家的名士，他將佛道的爭端上升到了夷夏之辨，華夷之防並不是偶然的，佛教在傳入中國那一刻起就一直受到這樣的責難。道教更是站在捍衛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上去攻擊佛教。


　　其次是佛道孰為上的爭執。兩晉南北朝時，佛道並盛，統治者往往出於自己的需要，對兩教或有取捨，或調和並倡，這就使兩派開始爭奪宗教勢力的主動權。這個時期，佛教被官方認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自東晉時期一直到宋齊梁陳各個朝代，帝王大多都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對佛教推崇有加，甚至捨身入寺，佛教在南朝有了蓬勃的發展。北朝從後趙的石勒、石虎時代開始支持佛教，中間雖然經過北魏太武帝滅佛，但此後佛教再度興旺，更有甚者如北魏孝明帝崇佛抑道，大大推進了北朝佛教的發展。因此，佛教在南北朝由於自身的日趨成熟和統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擴展了勢力，而此時道教剛剛從民間走向上層社會，剛剛向正統化轉變，力量相對薄弱，但道教畢竟是土的，傳統的宗教，因此道教在這一方面就擁有相對的優勢。兩教就產生了“孰為上”的爭執。


　　由此可見，佛道爭端，其實並不是兩教的教義和宗教哲學的衝突，而是兩種不同文化在融合中的衝突，是兩種宗教間的利益的衝突。





本文轉載自:佛教導航,隨喜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