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做慈善：不成佛,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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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做慈善：不成佛,便成仁

      胡潤研究院日前發布《2011胡潤慈善榜》，玻璃大王曹德旺家族以45.8億元的捐贈額，成為“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


      除了“最慷慨”，曹德旺還有另外一重“最”，那就是——“最苛刻的慈善家”。


      這個稱號源於2010年5月，曹德旺向西南五省區災民兩億元錢的捐款，當時他向合同執行方中國扶貧基金會開出的條件，是要求其半年內必須將兩億元善款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差錯率不得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3%。這無疑遠低於我國《基金會管理辦法》規定的最高10%的管理費比例。


      合同還規定，曹德旺有權對善款發放情況進行抽查，差錯率如果超過1%，基金會要按超出部分的資金的30倍進行賠償。


      於是“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合同新鮮出爐，隨之“最苛刻的慈善人曹德旺”也被推至中國慈善的風口浪尖。


      有人說曹德旺動了中國慈善的奶酪，有人說曹德旺是作秀的高手。


      草根曹德旺


      曹德旺，1946年出生。父親曹河仁曾經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貨的股東之一。因時局動盪，父母親決定舉家遷回老家——福建福清。


      離開上海時，父親帶全家坐油輪，財產全部放在另一條運輸船上。等人到家之後，全部家當卻沒有回來，只得到一句答覆——那條船沉了！曹家頓時變得一貧如洗。


      年幼時，曹德旺曾經為生計去放牛。16歲，冒著“投機倒把”的危險幫著父親倒煙絲；後來，開始做水果小本生意，積蓄了原始資本。


      1976年，福清市高山鎮創辦了一家鄉鎮企業——高山異形玻璃廠(福耀集團前身)。1983年4月，曹德旺承包了這家連年虧損的小廠，當年就賺了20多萬元。


      後來，經過購買上海耀華玻璃廠的舊設備圖紙、完成設備改造。1987年，曹德旺聯合其他股東集資627萬元，在高山異形玻璃廠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爾後，福耀玻璃不斷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從只能生產十多種規格產品的小廠，發展到能生產1萬多種規格產品的大公司，結束了中國汽車玻璃依賴進口的歷史。如今，福耀已經成為世界第三、中國第一的汽車玻璃生產企業。


      曹德旺自然也成了《福布斯》、胡潤富豪榜上的常客。


      福耀集團位於福建省福清市。這個縣級市，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曹德旺，包括小孩子。


      在外界，很多人只是通過曹德旺的40億元捐助計劃，才知道和認識他。其實，早在創業初期，曹德旺就開始做慈善。


      他的第一筆善款是給了家鄉的小學。曹德旺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1983年，我以前念小學的老師找我。她說，聽說我發財了，好久沒有見到我，發財也不講。我跟老師說，還沒賺錢，才承包了幾個月的工廠，今年可以賺點錢。”


      “你當時上學念的課桌椅孩子們現在還在用，你都這麼大了，還做了生意，幫我們做一套課桌椅吧？”老師這麼請求，曹德旺問要花多少錢，她說兩千塊錢就行。


      “那個時候兩千塊錢相當於現在的十萬塊錢。我說行，我就幫他做了。實際上那個時候，我個人還在欠債。”曹德旺信佛，佛講來生，就是多做善事的人將來會有善報。從他對自己母校兩千塊的捐款開始，曹德旺每年賺一點錢都會根據進展的不同時間、不同的金額來進行社會捐款。


      事實上，這個中國內地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卻矛盾重重，他愛財如命，如今卻散盡家產；他有時極盡奢華，有時卻又簡朴之至；他在福耀總部的辦公室大得可以當做籃球場，可是他的午餐卻在對面的食堂草草解決，而且吃飯時間決不超過5分鐘。


      曹德旺曾經花了六七千萬元，蓋了一座6000平方米的豪宅。在這個富麗堂皇、充斥著飾品、牆角還有一塊菜地的曹家大院，曹德旺捫心自問：“世上有喬家大院，為什麼不能有曹家大院？”他想給自己一生做個總結，“很幼稚地給自己蓋一棟房子，體現出文化、素質、品位、財富。”


      住進去之後，他忽然覺得不對勁，在豪宅裡誦讀古經，看到佛祖修煉是在菩提樹下。“菩提本無樹，根本就沒有房子，我們怎麼可以一方面說自己是佛教徒，一方面又住這麼豪華呢？真正的佛教徒，應該不住在那裡，有一個草棚過下去就行了。”


      現在，你若去網上的“曹德旺吧”，像“曹德旺先生給孩子第二次生命”等帖子很多。可惜的是，曹德旺那個碩大的辦公桌上並沒有電腦，只有電話、文件和《金剛經》。


      曹德旺一直以來想通過一種完備的機制，來實現他做慈善的目的。


      做“最苛刻的捐款人”


      低矮敦實，宅心仁厚，一臉佛相的曹德旺會經常聊起《金剛經》和《紅樓夢》。


       “掙錢難，花錢更難，做慈善是要有學問的。”曹德旺經常援引四大皆空的典故，“我們普通人很難修到大徹大悟，企業家的幸福是追求過程的感受，而不一定非要多少錢。《紅樓夢》裡有一首好了歌，悟到這個道理，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計捐款已達50億元，其歷年慈善捐贈額度佔到其財富的40%。年輕時吃過的苦，讓曹德旺對貧困有著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對捐出去的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


      曹德旺有個習慣，就是對捐贈的款項，自己都要親力親為去落實、監督。


      基金會的存在，推動著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但是，大部分基金會的管理費用都在善款總數的10%左右，而且大多數賬目基本不公開。曹德旺用2億元善款創造了一個透明的新典範，同時也觸動了公益捐款體制。而對於外界關注焦點之一的關於3%的管理費比例的問題，在曹德旺看來也並非是“苛刻”。


      “我不認為這是很苛刻的，我是通過精密測算的，算出哪裡需要多少錢。”曹德旺說。


      實際上，苛刻是相對而言的，相比於以前，這樣的條件自然苛刻，但相比國外，這樣的標準又是正常的。根據項目的不同，而收取合理的管理費，向捐助人公開賬目、向社會公開賬目，這是國際通行做法，並不是什麼過高標準。


      所以，直到今天，曹德旺的觀點依舊非常明確。他認為，一些規模較大的公益基金會管理費用仍有下調的空間。


      事實上，關於這筆捐款，根據第三方評估機構中國人民大學NGO研究所的評估報告確認，西部5省區市的17個貧困縣，有92150戶受助農戶收到了2000元善款，誤差率為0.85。這難道不是一件捐者滿意、受者高興的好事情嗎？


      關於管理費，有人說太少，曹德旺卻說太多了，下一次沒有3%，還可以再省一點。省一點的意義在於：你省兩千塊就可以多救濟一戶。在城裡頭有工資的人，要去關心那些真正在貧困線上面的人。


       “慈善事業應該裝在玻璃瓶中”，但大多數基金會，大多數捐款行為，依然在一種不透明的狀態下運作，雖然民間要求改變的呼聲很高，但處於壟斷地位的公募基金仍然無動於衷，中國的慈善事業需要的是一場革命，這也正是曹德旺想要努力的方向。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民政部開始起草關於慈善捐贈透明的《指引辦法》，進一步對慈善組織和慈善行為進行規範，積極引導和推動慈善的公開、透明。業內人士認為，“苛刻”的曹德旺對此功不可沒。


      前不久，李連杰發起的“壹基金”終於取得了合法身份，這是個好消息。如果我國有更多高效透明、公信力強的慈善機構的存在，相信曹德旺那樣的“苛刻”會輕鬆更多。


      然而，在曹德旺看來，捐款這只是“小善”而已，“大善”是“為正”，“為正”就是將你所做的事情做好。


      “比如說，我把福耀集團打造成國際性的公司，把福耀品牌變成國際的品牌，為國家在國際上爭得一席之位。同時，我的公司的產業鏈解決了將近1萬人的就業，這是大善”。曹德旺如是說。

(文章出處:佛弟子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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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商慈善家曹德旺--低調行善

      2011年，陳游標的“首善”光環隨著“戲作過頭”、“暴力慈善”、“捐款不實”等沸沸揚揚的輿論逐漸退去。而另一個名字——曹德旺，卻以“佛商式慈善”進入人們的視線。


      2011年4月19日，《2011胡潤慈善榜》發布，他以年45.8 億元的驚人捐款額成為“中國最慷慨的慈善家”。同日，《福布斯》發布的慈善榜單上，曹德旺也位居第二。


      這位新“首善”表現得似乎很低調、很平和。在人們眼裡，他有一份對慈善的虔誠，並以此默默地行著佛家善道。


      當然，這不等於他對慈善事業的熱情是盲目與軟弱的，相反，他對自己所堅守的“曹式慈善”，頗有一套理論與方法。他開創了捐贈股權設立慈善基金的先河。


     “不在乎別人怎麼講，關鍵在於我怎麼做”


      股權捐贈模式其實在國外很常見。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的“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就是通過股權捐贈的方式實現慈善願望的。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的法律法規並不健全，加之相關部門審批冗繁，曹德旺從2009年對外公布的捐贈70%股份一事，直到今年才得以落實。


      三年的等待並不短暫。之前，牛根生等人曾經也遭遇了和曹德旺相似的一幕——從最初熱情滿滿地宣稱捐贈，到遭遇現實的無奈拖延，再到輿論質疑不滿和抨擊……最後，他們贏在了對慈善的虔誠和堅忍上。


     在等待河仁基金會批文的兩年多時間裡，曹德旺被輿論推到風口浪尖：說他是“作秀”、說他在“避稅”，但是，對於這一切，他說他並不在意。有朋友摘錄下來外界質疑的種種聲音給他看，他甚至都沒有看完。他說：“沒有關係，沒有問題，怎麼講我都接受的。因為你只要記得世界上還有曹德旺，我就非常滿足了。不在乎別人怎麼講，關鍵在於我怎麼做”。


      如此方法是不是曹德旺“避稅”的高招？曹德旺堅定地說：“我本都捐出來了，哪還有利！繳稅的目的是為了調節，是把有錢人口袋裡頭的錢拿出來做一個國家財政幫扶落後的群體。試想一下，我把東西都送給你了，所得稅所得稅，顧名思義所得的稅。現在不是我所得，是他所得，你說誰交？當然是交，這不存在避稅的問題。因為我捐出去完以後，剩下來的也不會因為捐贈而國家少收我的所得稅，沒有。”


     “曹式”監管與問責 “只要足夠透明，還怕捐贈人不往裡面送錢嗎？”


      國際上通行的慈善，是將錢捐入官方組織，比如慈善總會，由官方機構進行具體的分配。富豪們只負責捐錢。如蓋茨、巴菲特等人都是只捐不“管”的。


       慈善組織和個人是需要剝離的。如果是個人將錢直接送入被捐助對象手中，充其量也只是“學雷鋒”。而陳游標或許因為個人的觀念，也或許因為國內慈善制度的不成熟，才會只“學雷鋒”，進行一種“暴力非主流慈善”，而不是開展真正意義上的慈善活動。


       而曹德旺，試圖嘗試著做真正的慈善，也試著打破中國慈善這一層“不透明”的硬殼。


       2011年4月，一張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的近萬元“天價賬單”在網上被披露。“這是幾個人吃的？捐款的錢都成發票了？”有網友提出希望盧灣區紅十字會給出解釋，這近萬元的餐費招待了誰。但是最終，這個事件只是以退款告終。由此大量民眾對紅十字會的通報感覺不滿意，甚至對整個中國公益事業失去了信心。


      由此可見，中國慈善業最缺乏的是監管機制，還有資訊的透明度。雖然曹德旺知道，靠自己根本無力改變現狀，但是，他認為，自己已經花了這麼多錢，就要在規章制度透明化上下功夫。他一直用上市公司的標準來進行河仁基金會的資訊披露——將基金會的任何事情都在報紙等媒體上公開發布。雖然他不過問善款的去向，但是，他必須知情。


       早在2010年3月，西南五省大旱，曹德旺決定捐款2億元。消息甫一發出，中國扶貧基金會迅速“盯”上了他。他們希望曹德旺能將這筆款項捐給基金會，再通過基金會發放到災民手中。經過多次會面與說服，曹德旺終於應允了，其時，他身邊還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律師，一個是央視《經濟半小時》的主編。


      “律師是代表我來談具體條件的，主編是我帶來監督你們的。”


       因為，他提出：在善款下發之後，由曹氏父子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將隨機抽檢10%的家庭，如發現超過1%的不合格率，中國扶貧基金會需按照查抽獲得的超過1%部分缺損比例的30倍予以賠償。


      為保障項目運轉， 基金會一般會收取善款一部分的“ 管理費”，行規一般為善款的8%-10%，但曹一開始提出，只願意給1.5%，也就是300萬元。


      經扶貧基金會初步核算，至少要項目管理費的5%才能做成。最初，曹德旺開出的條件讓他們無法接受，經過討價還價，最後各讓一步，確定為3%，也就是600萬元。


      曹德旺還提出，所有項目需要在11月30日之前完成，在此之後，如果還有捐贈款沒有發放到戶，這些善款將全部收回。


      曹德旺不認為這些規定是苛刻的。“我拿到災區去，災區的那些幹部吃皇糧，他必須為老百姓服務，當然我可以不付他的薪酬，政府已經付給他了。至於準確率必須按照我的要求，你可以做得到為什麼不做？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非常困難的時候，你不及時把錢劃下去，你幹什麼？”


      他的苛刻並不是沒有來由。汶川地震，他捐贈了兩千多萬；玉樹地震，他捐了1億，但是最後錢花到了哪裡，他不清楚。


      學者章立凡曾經在微博上看到一條中國扶貧基金會號召向雲南迎江震區援助的消息。消息稱，希望有心人每人捐贈200元，為一戶受災家庭解決一個月口糧，並要求大家大力轉發。


      章立凡先生在轉發這條消息的同時，更呼籲扶貧基金會學習2010年曹德旺向西南五省乾旱重災區捐款2億的透明“苛刻”模式，細化流程。遺憾的是，後來，本條微博發布者不再發布類似資訊，此次募捐仿佛也已經不了了之。


      這或許就是曹德旺必須親力親為保護自己的善款的理由，這也是無奈之舉。他需要一個透明的“玻璃缸”，讓他看到錢在裡面是怎麼“轉”的。他說，“只要足夠透明，還怕捐贈人不往裡面送錢嗎？”


     力主“低調慈善”


      與“既是富人又要做事”的陳游標相比，曹德旺希望自己的一舉一動，能夠貼近與世界公益機構的標準。他絕不當自己的形象大使。如果讓他選擇，他說，不會走陳游標的高調路線，寧可選擇捐了很多錢，但別人不知道。他還說，中國有幾千年的慈善文明——中國人提倡不帶相布施，捐贈的時候隱姓埋名，不讓別人知道你做了什麼。施恩不圖報，圖報非君子。他一直認為，慈善不應該高調。


      他信佛。佛家提倡修行，他說，修行要修出公德。


      “什麼是公德？公平是公，施予是德，虔誠是公，真實是德。”宗教，是神奇的。曹德旺用佛教中的信仰和教條指引著自己的人生。他信佛教中的因果，自己也一直恪守感恩、無求的信仰。


      他喜歡做慈善。“捐款，我是出於一種共享的心態，與社會共享，也是回報社會、回報國家的一種具體的措施”。至於對他這些年來所做的善舉，他只是說，這是“向社會粗淺地表達感激之情”的方式。


      當《小崔說事》中，受他捐助的農民來到現場，哭著向他感謝“終於可以買米了”，他只是靜靜地看著——不是投去居高臨下滿懷憐憫的目光，或是發表一通豪言壯語，他只是那麼靜靜地看著。信佛的他還投錢修建了很多寺廟，但是，這不僅僅因為他是佛教徒，“我認為這是一門哲學，應該讓中國人受這方面的影響，在他們的骨肉上面增加一個靈魂”。


      他曾花很多錢，為自己得了重病的員工治病。他不覺得這是一件難於執行的事，雖然很多企業老闆都做不到這一點。“我爸以前跟我講，草沒有心，就不能發芽。你今後開店，早上起來的時候開店門，如果發現有人病倒在你的店門前，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先把他扶起來，然後給他灌熱水；然後如果有吃的，給他煮一碗麵條吃；如果他吃掉還不能好的話，要趕快送醫院，這是人性的道理。”


      當初，他也被質疑過，同現在的陳游標一樣。他認為，這不需要難過，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做一件事情難免有不同的聲音產生，只要用最多的精力去考慮怎樣做到最完美——別人說這件事太假，那做真一點就好了。


      現在，他最多的就是被人跟陳游標作比。他曾經表示自己不會像陳游標那樣，“希望自己像雷鋒一樣在史上留名”。“雷鋒不是他自己把名字寫在牆上的，留不留名是非功過由後人評說，你死了以後也不知道有沒有留。如果陳游標再講這句話，你跟他講，我如果在他身後死，我會在牆壁上寫曾經有過陳游標的。可這有什麼用呢！”(文章出處:佛弟子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