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年谱（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之贡献） the best collection by google msn wiki and yahoo

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土，千百年来历经数十代高僧、居士、信众的虔诚弘扬，形成了今天这样以大乘精神为特色的中国佛教。在漫长的时间迁移及地域变更过程中，自不免有异端思想的渗入，夹泥带沙混入一些根本背离世尊立教本旨的东西，历史上的高僧大德与具有慧眼的虔诚弟子，在这方面一直在为纯洁佛教而不懈地努力着。实际上，凡是弘传佛法卓有成就的高僧大德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觑破时节因缘，因机调伏众生”。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天时、地利、人和，抓住适当时机来宣传弘扬佛法，感化群众。在近代，展现此一特点十分出色，且又始终不渝、紧密贴切遵循释迦佛教本旨来进行弘传活动的杰出人物之一，也就是留下三大部《文钞》，被后人尊为莲宗第十三祖的印光法师。

印光法师(公元一八六一——公元一九四０)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俗姓赵，陕西郃阳县人。二十一岁时(公元一八八一)在陕西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从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起，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住了三十多年，阅藏念佛，专志潜修。民国初年，高鹤年、徐蔚如等居士先后到浙江普陀山与印光法师会晤，继而又将他的佛教论文及书信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并印行出版，社会各界深为钦敬，始渐知其名，知道有这样一位别号“常惭愧僧”的和尚。应佛教僧俗要求，徐蔚如又搜集了法师的信函，文稿篇，出版了《印光法师信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章，不仅佛理深邃，而且文辞典雅，条理清晰，深入浅出，为人们争相传诵。仰慕大师高行的善男信女愈来愈多，有的到普陀山请求皈依，有的远途驰函寄呈法师，请赐法名，求开示。此后印光法师频频至上海、苏州、扬州等地校印经书。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会晤简玉阶兄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始人)，为之详细解说净土法门，简氏兄弟乃从此发心皈依佛门净土宗，以后又将其私宅南园施赠予上海佛教净业社作基址，即是后来觉苑所在。自一九一八年以来，印光法师在上海校印净土宗书近百种，印行数达十万册。一九三０年法师离开普陀山到苏州报国寺闭关，又将经书流通处弘化社自沪迁苏。一九三七年冬，苏州沦陷，法师移居吴县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遵从大师指示，将灵岩山寺改建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后两年，《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印行出版，印光法师亲自作序。一九四０年(民国廿九年)夏历十一月初四日印光法师圆寂于灵岩山寺。印光大师的一生，与他的语言、文字一样，平直无奇、质朴无华。他生前座下皈依的在家弟子不下十万，但是他一生不任寺庙住持，不收剃度徒弟，不募捐化缘。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曾经在上海拜见过印光法师，撰有“两法师”一文。叶不是佛教徒，但他在文章中说道“这位老人在宗教界的地位崇高极了”(1)。事实确实如此，在大师离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读他的《文钞》，犹凛凛然，生气蓬勃，常为其精辟卓越的见解、正直坦荡的襟怀而肃然起敬，感叹不止，何况当时亲识其面的人呢！大师在宗教界的崇高地位来自于他的崇高思想和他对近代佛教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巨大贡献究竟何在呢？去年我在编写《印光法师年谱》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师留下百余万字的三大部《文钞》，不仅是佛门瑰宝，而且也是近代学术思想界的一笔珍贵财富。他在他所处的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里，为当时一些想从佛门中求解脱的人指点迷津，找到了一条即是遵循释迦佛创教原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学佛之路。印光法师所提出的一些建设佛教丛林的方针、纲领，一些针砭时弊、改造社会的要略，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梁启超在当年读了《印光大师文钞》(正编)后，称颂说：“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2)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的贡献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专弘净土，力倡念佛法门。

近代中国佛教净土宗是和印光大师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大师自廿一岁出家，廿二岁受戒前在湖北竹溪莲花寺当照客，晒经时得读《龙舒净土文》残本，得知净土念佛法门。从此终身信奉，自行化他，专志弘扬了五十八年，直到圆寂。《龙舒净土文》是南宋时佛教居士王龙舒(王日休，字虚中，龙舒人，宋高宗时进士，又号“龙舒居士”)编的一本初机入门书。印光法师十分推崇此书，十六年后还对人说：“《龙舒净土文》言浅义周、词详理备，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若欲普利众生，此书万不可忽也。”(3)

印光法师选择净土念佛法门为归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深刻观察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僧伽实际状况，同时又熟谙佛教诸宗门派的传承、特点，并结合世尊创立佛教本旨得出的结果。他在法雨寺藏经楼专志潜修，不担任寺内任何实职，一心阅藏二十年，其佛学研究造诣精深可想而知。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以大师那般天资、气质，二十年披阅藏经心得，认定了唯有净土一宗，念佛一法可以适合其当世弘传需要，是从畅佛本怀的意旨出发，自利利他，度己度众的最终之道。

印光法师认为：“如来一代所说一切大小乘法，皆仗自力，故难；唯此一法，全仗阿弥陀佛慈悲誓愿摄受之力，及与人信愿诚恳忆念之力，故得感应道交，即生了办也。”(4)近一、二十年来，由于人体生命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使人们对于人体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摄受、资讯、意念、感应等现象也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不再被轻率冠以“唯心主义”而一笔抹杀了。人生有限，佛法无边。即以密宗和中国历史上弘传最广的禅宗来说，对于修持者本身的素质要求是颇高的。世上亿兆众生男女，人的生理构造虽基本都一样相同，但智商、体质差距不等，天资、禀赋，参差各异。以佛教语言来说，即是宿根各别。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不会“悟”，不会“通”，又有什么办法！何况参禅和修密还要专门特定的环境，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行。而念佛和发愿往生净土则是至简至易，人人可以实行，只要诚心就是。中国大乘佛教根本宗旨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普渡众生，利乐有情。”印光法师认为除了净土宗念佛法门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别的佛教、宗，法门能真正充分担当此任。这个宗派法门最符合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的本意原旨，是为最大多数人、及所有生物的解脱而努力的。

是少数一部人先成佛，先渡到彼岸去好呢？还是最大多数人一起成佛，解脱苦难到达净土彼岸的好呢？显然只有后者符合大乘佛教的教义教旨。

从对一种宗教思想研讨的角度来考究，还在于这个宗派法门能否永久保持教徒的信仰，坚定信心。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得到解脱，普渡众生到达彼岸。净土是彼岸的所在，历来的高僧大德都深明此义。故而往往皆是显密圆通，禅净双修，而从不炫耀什么“开悟”、“神通”境界。净土念佛法门提出了“生前积德行善，一心念佛，死后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理论和方法。尤其着重指出了当一个人生命将要终了之际，临死之前一意诚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这一着，对于要求肉体和精神同时获得解脱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令人向往鼓舞的。

佛教之伟大，佛教之与其他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它从创建一开始即自己宣布自己本身最后也是要灭亡的，并且把佛教从诞生到消亡的过程清楚地区分为三个时期，即是正法时代、像法时代、末法时代。明确指出了“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如今已是佛历二五三六年。故而印光法师和我们都处在佛法衰微的末法时代，这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人们虽然无力更改既定的历史时期，但是却可以根据这时期的性质来决定选择弘传佛法的契机法门，这样仍然能使佛教兴盛辉煌起来。印光法师的卓越贡献正在于他用其毕生精力为近代佛教指明了：“净土念佛法门为当世隆盛佛法的唯一途径。”大师不但在理论上(5)实践上(6)证实了这个见解的准确性，而且还总结了念佛法门的具体方法要诀。

“念佛名号，勿用观心念法，当用摄心念法。《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摄于佛号，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都摄六根。”(7)

“念佛之时，必须摄耳谛听，一字一句，切勿空过，久而久之，身心归一。听之一法，实念佛要法。”(8)

大师还介绍了能息灭妄念、屡试屡验的十念记数法：

“所谓十念记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以此一句佛为一念。”(9)

“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时。若静坐养神，由手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记数法。行、住、坐、卧，皆无不宜。”(10)

类似这样的讲解方法，在《文钞》中所见殊多。值得我们提出注意的两点是：一，所有这些方法都是至简至易，切实可行，合乎现代医学卫生，而又不带任何迷信、神秘色彩的。二，念佛也不是有的人所想像那样随口瞎念念的，要持之以恒，则必须有一定的正确方法。

印光法师的净土宗思想是有一个完整体系的。这个体系从普陀山法雨寺时期奠基，到最后完整形成，其过程大致可分这样三个阶段。

一八八二——一九一二

得读《龙舒净土文》，后又至北京红螺山净土道场参学。于一八八七年至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潜修，深入经藏，奠定基础。此一时期，著述中集中阐发净土思想的有：《净土决疑论》、《净土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以及他三十八岁时所作的《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在致体安和尚的这封长信中，印光法师酣畅淋漓地论述了净土宗在佛教诸宗所居的优越地位。指出：“教理行果及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从历史情况说起，逐层深入，反覆阐明了净土念佛法门“简易、稳当、切合实际”的特点优点。

一九一二——一九三０

此第二阶段，印光法师以“常惭”名在上海《佛学丛报》发表净土三论，后渐接受在家弟子皈依。大量刻印、流通净土经论。在给许多皈依弟子的复信中，反覆阐述净土宗思想，介绍念佛法门。此阶段主要撰述有：《与徐福贤女士书》、《复永嘉某居士书》、《龙舒净土文．序》、《净土问答并序》、《示净土对治等义》、《南五台茅蓬记》等。

一九三０——一九四０

此阶段中，印光法师离普陀山至苏州报国寺闭关。倡议成立弘化社。作《一函遍复》。为灵岩山寺永作十方净土道场订立“五条规约”。上灵岩山。为《续编文钞》作序。

大师从苏州报国寺闭关至上灵岩山圆寂的最后十年，是他净土宗思想体系最后完整形成的时期。这时他看人看事看世界更透澈明了，弘法慈悲，言辞锋利。运用净土宗的观点理论更加纯熟自如。《一函遍复》作于一九三二年，他从净土宗理论出发，联系实际，提出了当时学佛之人普遍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原则。对教内僧伽、法师制定了“灵岩山寺永作专修净土道场”的五条规约。还有他临终前不久所作的《致广慧和尚书》也很重要。在这封长信中，大师再次论述了净土念佛法门的优越性。殷殷期望五台山僧众能有朝一日将这文殊菩萨道场，建成一个和灵岩山一样的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二、发现并总结明清以来佛教衰败之根源。

我们知道历史上佛教衰落、佛法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佛门戒律松懈、废弛造成的。戒律是维系、护持僧团组织的保障。印光法师在一九二０年之前给泰顺谢居士的复信中清楚地指出：

“今之佛法一败涂地者，以清世祖不观时机，革前朝之试僧，永免度牒，令其随意出家，为之作俑也。”(11)

“祸广覃于后世，致今污滥己极，纵有知识欲一整顿，无从措手，可不哀哉！”(十二)

在另一篇文章里，印光法师写道：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明末。明季垂中，诸宗悉衰，......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教。如玉林、憨朴、木陈等。世祖遂仰尊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令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此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13)

印光法师这一重大发现，对于近代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人们往往只是着眼于印光法师对净土宗方面的造诣、贡献，因此这一发现未能引起近代与至今佛教本身的注意，更没有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此外，印光法师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大都包容、散见于他答覆在家弟子的信函之中，应机触发，回答所问，而没有专题论文阐发，这也是几被烟没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但是这一深刻思想一直贯注体现于印光法师毕生的弘法实践活动中。他自己始终规箴，至死不收剃度徒弟。这一条后来甚至定为灵岩山寺净土道场共住规约。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他从不劝人出家，尤其反对女子出家，而大力主张其在家真心修持，老实念佛。大师在其《与徐福贤女士书》这封长信中，详尽地阐明了他的这种观点，他无限慈悲，苦口婆心地说道：

“佛法者，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也。三乘、六凡，皆当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离乡别井，易招外侮讥毁。为尔虑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决志求生极乐世界。断断不可远离家乡，出家为尼！”(14)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直至印光法师那个时代，妇女还没有获得彻底解放，末法乱世里，本身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大师洞察这一点，又根据释迦牟尼佛原先创立佛教的旨意(世尊建立佛教僧团，最初没有女性参加。以后世尊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向世尊请求出家，世尊坚决不允，三次请求都被世尊拒决，阿难从旁说情，世尊才勉强同意。是为佛教有比丘尼之始，而世尊所立之比丘尼戒五百条，倍于比丘尼戒)，才有此说。印光大师所有文字中，不但丝毫没有重男轻女，蔑视妇女的思想，而且十分尊重、重视妇女的地位作用。

“今之讲男女平权者，多多皆不知女人之权大于男子多难称喻。世道之乱，亦由女权不振所致。世道欲治，当急令女子无负天职，各各恪守其权。光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以其克尽妇道，相夫教子，于家于国，利在不知不觉中。”(15)

“今日之人女，即异日之人母。人欲培植国家，当以教女为急务。”(16)

“教女一事，重于教子多多矣！而余所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及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真语、实语也。”(17)

“世以太太称女人者，盖乙太姜、太任、太姒三圣女，各能相夫教子，以开八百年之王业者，用称其人焉。”(18)

于此可见大师对于妇女地位作用之重视，其见解卓识超出常人之处。

佛教历千百年屹然而立，能存在到今天，在于这个宗教自己最早就看到并提出了“末法时代，败坏佛法的，不是外道之类，而是混迹佛门的恶比丘。”

《仁王经》卷下说：“如师子身中虫，自食师子肉，非外道也。”

一句话，败坏佛法的就在佛教本身佛门之内。这是有非凡哲理性的论断。印光法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看到“狮虫食肉”及教内僧徒污滥的状况，觉察到佛教的危机。因此他对于佛门三宝之一的僧宝，抱着“宁缺毋滥”重视质量，不求数量的态度。他还指出了这方面的根本性措施：

“如上拣择剃度，不度尼僧，乃末世护持佛法，整理法门之第一要义。”(19)

同时印光法师把视线转向在家居士，将弘传活动扩大到社会上去。看来印光法师的心与二千年前佛陀的心是心心相印的。

三、主持创办“弘化社”。

校订、刻印、流通佛经佛书，是印光法师弘宗演教的主要方式。早在他隐迹潜修普陀山法雨寺后期，自一九一八年起，就专门为刻印善书、佛书，多次亲赴上海、杨州、苏州、南京等地。其时他印行净土经论近百种，印数达数十万册，普遍各界赠送。一九三０年由印光法师发起，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居士的协助，明道法师主持，在上海常德路觉苑内筹备成立佛经流通部——弘化社，制定流通办法为全送、半价、照本三种，旨在弘法利生，与一般书店的营业谋利截然不同。一九三一年，流通部业务发达兴盛，于是宣布弘化社正式成立。嗣后又迁至苏州报国寺印光法师闭关的关房近旁。一九三五年，明道法师去世，弘化社经办负责无人可托，印光法师以七十五岁高令出而自任，一直到一九四０年圆寂。

弘化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价值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刻印流通了大量佛经佛书、净土宗典籍，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印光法师亲自指导主持下的一个真正的佛教经籍出版流通机构。它与其同时代的及后来一些以经营牟利为目的的一些所谓佛教企业，性质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

弘化社在当时虽然印行流通了大量佛书、善书，但是印光法师还是慨叹：“力量太小了！”未能达到他期望的目标。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鼓励其弟子说：“寄出去的书一万本中能有一个人认真地看，那也是收到了效果了。”由此可见，印光法师对于当时的弘扬佛法的环境形势和条件，也是有较为客观实际的估量的。

四、兴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

创办弘化社，流通经书；兴建灵岩山寺净土宗道场，树立净土宗风——这是印光法师毕生弘宗演教的两大事业，是他对中国近代佛教的两项具体贡献。

印光法师于一九三０年离开普陀山，本来打算应在家弟子黄筱伟居士等邀请，到香港去的。黄等已在香港准备好了精舍迎候大师。但由于真达老和尚、妙真法师及上海、苏州众居士信徒的坚决挽留，大师临时改更计划，乃由上海太平寺到苏州报国寺闭关。

苏州近郊吴县木渎灵岩山寺，是东晋时就创建的古刹。以后屡有发展，屡有兴废，清代太平天国之际又毁于兵火，遂为焦土。至宣统年间成一荒寺。经当地士绅挽请普陀山真达老和尚接收。由真达老和尚出资修葺一新。但是真老法务繁忙，在上海有太平寺，在普陀山也有寺院要住持负责，灵岩山寺没有精力去管理了。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冬，南方抗战烽起，苏州沦陷。印光法师应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之请，移住灵岩。

印光法师早在一九三七年苏州报国寺关中，就已为灵岩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制订了五条规约(20)

这五条规约是：

(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

(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

(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

这五条规约是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

大师自二十一岁少年出家，从陕西行脚到湖北，又到北京红螺山，朝礼五台山后又返北京。十二年中，长途跋涉千里，行程半个中国。此后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专志潜修二十余年。因而他精研佛典，悟彻佛旨，又饱览史籍，了解历史上僧伽制度的沿革，同时又深刻地观察了自己所处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最后，在他晚年时提出的这五条规约，是中兴净土宗，振兴佛教的基本方针，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大师终其身从未说过什么“整顿僧伽制度”，“改革佛教”之类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五条规约中窥见大师心目中从理论到实践的理想化的僧团组织模式。或者还可以窥见他整个佛学思想体系之一斑。

印光法师自己对这五条规约也很重视。他在为其在家弟子述说灵岩打七规矩开示一文中说：

“灵岩规矩，系光所立，与天下丛林不同(唯杭州弥陀寺仿佛，彼亦光立，后稍带应酬派，也放焰口——原注)，常年功课与打七同。”(21)

我们从印光法师自加的原注说明中知道，大师为杭州弥陀寺订立的规约与灵岩山寺这五条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实际情况不一样，故稍有变通。“稍带点应酬派”“也放焰口”大师是不甚满意的，但也只能如此了。

一九三三年(民国廿二年)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和尚将此五条规约申报吴县政府，刻石立碑。如今这块刻有印光法师手订的五条规约的石碑仍还完好地保存在灵岩山寺。

五、印光精神。

三大部《印光法师文钞》中所显示的印光佛学思想与他五十多年特立独行的弘宗演教活动相映照，凝结了一种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伟大精神——印光精神。印光精神是印光法师对近代佛教的最大贡献，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印光法师一生爱国爱教，修持精严；是非分明，俭朴廉洁，坚持原则，实是求是。他批判假善人，反对当“大通家”，反对个人崇拜；他疾恶如仇，善于解剖别人，严于解剖自己。

一九三七年某一天，几位青年僧人看见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里找印光法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法师当即拒绝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的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22)就这样不卑不亢地给对方一个软钉子，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物。当时日本正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苏州已经沦陷。大师如此不客气地对侍日寇军官，日寇如果恼羞成怒，兽性发作，大师可能会当场招来杀身之祸，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大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赤诚。当时在傍目睹此情此景的青年僧人感动不已，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农历八月初三，在给某皈依弟子的一封复信中，大师更是义愤填膺，满怀爱国热忱声讨日寇侵华罪行，揭露并谴责汉奸助纣为虐的无耻卖国行径，字字真切，语词沉痛之至：

“日人以豺虎之心，欲吞吾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暴也。”(23)

大师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与他热爱人民的大慈悲怀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对那些搜刮民脂民膏，供己挥霍享受，不管人民死活，不顾国家安危的当局政府权贵们深恶痛绝。他在答覆一位幼子夭折的居士信中说道：

“若不论好歹，惟取其不夭，则括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国银行，与夫杀父杀母之人，何尝不是幸得不夭之爱子乎！此种不成器之儿子，若夭，是为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至令全国人民涂炭，若当日凡属此类尽夭亡之，则吾国何至无可救药以待丧亡乎！”(24)

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佛弟子，三宝之一的僧人，印光法师毕生为卫护佛教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而且这时就一点也不分什么禅、净、律、密等宗教门派界限了。故而后人称颂大师是“通宗通教、密护诸宗”。大师在其《宋版大藏经序》这遍论文里清楚地说明了佛教诸宗的关系和学者应持的态度。

“综其所说，厥有五宗，曰律、曰禅、曰密、曰净。五者名目虽异，理体是一，可专主于一门，不可偏废于余法，如由四门而入一城，如以四时而成一岁。其互相维持、互相辅助之功，非深悉法源者莫能知。”(25)

至于大师卫护寺庙，保全庙产的具体事迹就更有举不胜举之多了。例如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淮省政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陶在东知事函师挽救，经印光法师安排调停，得以制止。又如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全国刮起庙产兴学风潮，印光法师与谛闲法师一起上书民国段祺瑞政府，又多方设法，才使当时政府已经制定好的“驱僧夺产”条例未得实施(26)。

一九三四年(民国廿三年)，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为学校所占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剃度派无赖僧人与广济茅蓬僧人争讼，两件事官司都打得不可开交，寺庙几乎因此废灭，后来印光法师在苏州关房中发出信函，讲明是非利害，请人干预调停，由于大师的威望，资福寺得以保全；五台山碧山寺与广济茅蓬的纠讼圆满解决(27)。

一九三五年(民国廿四年)，全国教育会议某教育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议决，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载，群为震惊。时由圆锳法师及大悲、明道法师、关絅之、黄涵之、屈文六居士等，同至苏州报国寺叩关请示。印光法师以卫教相勉，及示办法。后圆锳法师与众居士近沪开会，公推代表入京请愿，当时政府才将原来决议作罢，不了了之，解除了教难(28)。

以上只是略举几件印光法师卫教的事迹。

印光精神还表现在大师的对人处事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之中。大师在此种场合总是立场鲜明，观点清楚，毫不含糊。譬如近代著名佛教学者江谦(字易园)早期虔诚奉佛，并皈依谛闲法师和印光法师，弘扬净土宗十分卖力，后期沈缅于迷信扶乩，笃信乩坛所语，遭到印光法师的严厉批评。大师总是肯定江氏前期奉佛虔诚，弘法有功的一面，同时又毫不留情地斥责他“被乩语赞叹得头脑已昏”“......好誉而迷之至极，竟将乩语视作圣旨。”并指出“若易园者，初则知见尚好，提倡颇切，今则正知见己无。.....而不知其全身堕在粪坑子里，何可为清净香洁也。”(29)

佛法决不可以与迷信同流，与冰炭不可共存一样。大师的是非观点何等清楚分明！当时有人说印光法师“脾气很大”。其实是大师对是非决不含糊，原则性极强。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一直是热诚指出，严肃帮助，决不迁就。与某些人，观点分歧太大，谈不拢，只好不谈。

印光法师一生教诫世人要“老实念佛”。他处事无论巨细，总是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师在一封给其皈依弟子的信中，自述到宁波阿育王寺朝拜，观看佛舍利的经过。说自己观看佛舍利“并无甚感奇特之事.....”。并告诫其弟子诸人“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30)

近代名画家张善子擅长画虎，还养了一只活老虎在苏州网狮园。印光法师知道后，以为张氏养虎贻患，猛虎兽性难驯，恐终伤人。后来大师的弟子王薳与张善子将老虎牵到大师跟前，让印光法师给虎儿说“三皈依”，并赐其法名“格心”。老虎从此十分柔和驯顺，不久病死。此事传开后，竟有人打老远写信给印光法师，乞道其详。大师在复信中简单、平淡地一言答之：“所言张氏之虎，乃从小养的，岂是有道以伏之乎？”并在信末最后告诫对方：“此绝无称述之价值，何得无事生事！”(31)

“戒杀放生”是佛门一大事业，当时有人提出组织成立“全国放生会”，印光法师认为这种主张不切实际，无法推行，便予拒绝。(32)

大师的戒杀放生实施主张是怎样的呢？他在给方子藩居士的信函里这样写道：

“凡作事皆圆通，不当崖板。其一千五百元放生，当作三份。一分放生，一分买食，一分作基金。以不放生，则违施主之心；无食料，则生尚有累他人；无基金，则后难为继。以后所有款项，均当以此为准。又款项虽多，不宜一时尽款买，以防后有欲买无款之虑。”(33)

由此可见，印光法师考虑问题是何等周详细致，处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在印光法师圆寂后，关于他的许多纪念文章中，记述最多的是他极其俭朴廉洁，惜福习劳的苦行僧生活作风。如他住的房间自己打扫，穿的衣服自己洗，一直到其八十岁临终，仍是如此。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一天关絅之居士去拜访他，楼上楼下到处寻遍，最后寻到天井中，他正在洗衣服，其时大师已是古稀之年了。印光法师在普陀山时，关絅之居士到山中某寺打佛七，请他早课来开示，关居士在后半夜叫轿子去接他，那时他已跑了一半路，坚决不肯坐轿子。在苏州报国寺时，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去看看，已经替他准备了轿子，但他坚决不肯坐轿，从上山到下山，拄杖步行。

大师每日早晨仅食白粥一大碗，无菜。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至碗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咽下，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午食，饭一碗，大众菜一碗，食必饭菜皆尽。”师自行如是，对人亦极严厉，见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大福气？竟如此糟蹋！”可以想见，在这种艰苦朴素生活作风背后，若没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巨大精神力量作支撑，则是很难做到的，在今天看来，对佛教界尤有教育意义。

印光法师对佛门中的“假善人”深为厌恶。在给一位居士复信中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道：“倘外现修持之相，而内无真实之心，则是假善人。假善人何能得真利益乎？！”(34)在同一封信中，他这样深刻地指出：“若学佛人不以躬行实践为事，则与世俗之伶人无异。在当场，苦、乐、悲、欢，做得酷肖，实则一毫也与己无干。”(35)

从这个思想观点出发，他不赞成一些学佛的人，尤其是僧伽，去做“大通家”。他对当时优秀聪明的青年僧人显荫生前的劝喻，身后的评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在答覆显荫法师信中说：

“望座下从兹真修实证，则台密二宗当大振兴矣！但现在年纪尚轻，急宜韬晦力修，待其涵养功深，出而弘法，则其利溥矣！聪明有涵养则成法器。”(36)

后来显荫只活了廿三岁就死了。大师对之十分痛惜，悼念不止，每以此为例，告诫僧俗青年。

印光法师最宝贵一点，还在于他不仅善于解剖别人，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从不把自己打扮成“神”，从不标榜自己，大师毫不讳言自己年青时受儒家理学思想影响，听信韩、欧、程、朱的辟佛理论，并且跟着辟佛，后来才认识错误，毅然改正过来。每回忆及此，总是不胜憾悔：

“光宿业甚深，有目如盲。每事忏除，业仍如故。......曾以己见妄说佛法，丧人法眼，误人正智所致也。”(37)

“所谓净土要旨，全事即理。理事圆融，既契本体。早知即已饱餐王膳，而汲汲于献芹者，不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38)

有一位居士的幼儿为一点小事与人闹意气。大师知道后，就把他叫到跟前来，开导他，说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在村里看社戏，因为把自己的椅子座位放在最前边中央，竟遭到同村某青年无端野蛮殴打，但他忍下了。以此说明为人处世不易。

印光法师反对个人迷信崇拜。有的远方皈依弟子在书信皈依后，一直未见过大师之面，想到苏州、灵岩来亲见一面，大师总是复信劝阻，再三晓谕，只在认真阅读《文钞》遵照实行，见不见面都一样，毫无关系，不要为此浪费旅资与时间。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０年间，佛教界及大师皈依弟子等计划为印光法师庆贺八十寿诞，大师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光一生不与流俗同起倒。什么八十不八十！有为光言祝寿者，光不但不领情，且深恶痛绝，以为大辱。祈勿以此为光言，若对光言祝寿者，是视光为流俗矣！又及。”(39)

“有言为光祝寿者，光云：‘我宁受斩头之刑，不愿闻祝寿之名。’”(40)

印光法师近八十岁生日的那年十二月廿六日，他召集灵岩山寺僧众及在山居士讲话。印光法师说：

“听说众道友正在为我筹办八十寿辰祝寿活动。感谢大家的一片诚心好意。不必办了，因为我个人反对祝寿活动。社会上有些人为显示权势，扩张势力而办寿，也有些人为敛财，为扬名而办寿。他们都把办寿引为光荣，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当法师说到“可耻”两字时，面红耳赤，声音洪亮，堂内一片肃静。(41)当时在灵岩山寺的青年僧人圆拙法师几十年后回忆此事时，仍然记忆犹新，深深感到印光法师这种精神的可歌可泣，深为敬佩，激励自己。

大师晚年，修持功夫益深，对世情洞察更为透彻，故而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言辞犀利，简明扼要，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

一九四０年(民国廿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印光法师圆寂于吴县灵岩山寺，亨年八十岁。圆寂前的遗嘱，只有对妙真和尚(其时已任灵岩山寺方丈)短短的三句话：

“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42)

印光法师处在中国近代社会最黑暗的岁月，他“用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43)

他在给人的信中屡屡指出：

“今之世乱日极，民不聊生，皆由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所致也。”(44)

“光常谓：‘家庭教育为治安之本，因果报应为制心之法。’”(45)

因果报应及轮回之说是佛教的基本核心理论之一，故而印光法师对之如此重视，再三明白晓谕。“历史证明，宗教对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能起到好的或坏的启示。”(46)

佛门中向来是重视精神作用的。今天的佛门也更需有一点这种印光精神。对照印光法师临终的最后遗言，短短数语，寥寥数位，意味深长，仿佛他老早看到了佛门中今日的许多情形的。在普陀山就皈依印光法师的永嘉周孟由居士曾说过：“法雨老人......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然！三百年来佛门中，具有此种印光精神的，又能有几人呢？

一九九二年十月作完

一九九七年七月修订

注释：

(1)见叶绍钧《脚步集．两法师》。

(2)见增广(即《正编》)《印光法师文钞》。

(3)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4)见续编《文钞》上册《福州佛学图书馆书》。

(5)此处专指大师的著名三论“净土决疑论”、“净土广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均见正编《印光法师文钞》卷二。大师早年，文字书信，概不注日时，在正编《文钞》中几乎都是如此。因此我们现在只能断定这三篇文章的写作年代是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间。显然是在法雨寺藏经楼所著。

(6)此处专指大师所作之“灵岩山寺专修十方净土道场五条规约”。这五条规约为大师一九三二年在苏州关房中所作，又见之于印光法师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年所作“灵岩山寺念诵仪规”。据一九三二年之碑记语气，此五条规约订立的时间尚在一九三二年之前。似应在一九三０年一九三二年之间，确切年月日期尚待资料查考。

(7)见续编《文钞》上册二七五页《复杨炜章居士书》。

(8)见续编《文钞》上册二五七页《复刘惠明居士书》。

(9)见正编《文钞》卷一《复高邵麟居士书》。

(10)见(9)。

(11)见正编《文钞》卷一《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12)见(11)。

(13)见正编《文钞》卷一《与佛学报馆书》。

(14)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徐福贤女士书》。

(15)见三编《文钞》上册一二０页《复焦易堂居士书》。

(16)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一页。

(17)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三页。

(18)见《印光法师嘉言录》第二五四页。

(19)见正编《文钞》卷一《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

(20)见续编《文钞》下册第一四六页《灵岩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次建筑功德碑记》

(21)见三编《文钞》下册一０四六页《示灵岩打七规矩》。

(22)见《名僧录》圆拙：《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一九八八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第四十二页。

(23)见三编《文钞》上册二一０页《复宁德晋居士书》。

(24)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四０八页《复理听涛居士书》。

(25)见续编《文钞》下册第一一五页《宋版大藏经序》。

(26)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行业记》。

(27)见(26)。

(28)见(26)。

(29)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一五一页《复胡慧彻居士书》。

(30)见三编《文钞》下册第七三六页《复袁德常居士书》。

(31)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一二九页《复许焕文居士书》。

(32)见《永思集．对于印光大师之认识》。

(33)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四一五页《复方子藩居士书》。

(34)见续编《文钞》上册第三０页《复许熙唐居士书》。

(35)见(34)。

(36)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廿七页《复显荫法师书》。

(37)见三编《文钞》上册第八六页《复丁福保居士书》。

(38)见正编《文钞》卷一《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39)见三编《文钞》第四二二页《与严伯放居士书》。

(4０)见三编《文钞》上册第三五一页《复章缘净居士书》。

(41)见《名僧录．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

(42)见《永思集．印光大师行业记》。

(43)见《鲁迅全集》第五卷第一五八页《夜颂》。

(44)见三编《文钞》下册第六三八页《复林赞华居士书》。

(45)见三编《文钞》第六三一页《复章缘净居士书》。

(46)见《西哈努克回忆录》第二九五页《佛教社会主义》。

印光大师年谱

法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省郃阳（今合阳）县赤城东村人。弟兄三人，长名折桂，字从龙；次名秋桂，字攀龙，师最小（１）。父名秉纲，母张氏。法师幼随长兄习儒，颖悟异常，成童中秀才。十五岁再次病目，困殆数载，疾愈后一心向佛。年二十一出家为僧，法名圣量，字印光。后自号“继庐行者”，又号“常惭”、“常惭愧僧”。三十三岁后，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隐迹潜修。晚年在沪创办佛经流通处弘化社，在苏州吴县开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一九四０年十二月二日圆寂于苏州灵岩山寺。后人奉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１）见释妙真主编的《印光大师言行录》（一九五四年弘化印行）、《永思集．印光大师小史》；张慧容《印光大师略传》。慧容。名有瓒，浙江鄞县人，大师之皈依弟子，法号“慧容”。又，大师名丹桂，此系陕西合阳县印光法师纪念堂筹建委员会告知，且云其长兄次兄分别名折桂、秋桂。此事为以前有关大师之诸书、文未载。印光法师纪念堂筹委会成立于一九九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