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国人的身分证

 

高大鹏居士撰

 

——谈现代人读经的问题——

 

关于读经，国内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笔墨官司。

 

一次是在民国二十三年前后，当时由陈济堂在广东、何键在湖南，以及宋哲元在北方，以方面大员的身分提倡读经。民国二十六年，何键先生还在三中全会提出过一个明令读经议案，希望中小学十二年之间，让儿童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到了大学阶段，更当选读他经。另外，冀察两省也都提倡过中小学读经的办法。这一次的提议曾遭到胡适、傅斯年等新文化人物的反对，因此全国性的读经政策并未实现。

 

第二次是在民国四十一年，当时贾景德先生在就任考试院院长后第一次公开演讲中，特别强调今后的高普考要将四书五经列为必考科目，他又说：“先以考试来治标，再向教育机关详研根本处置的办法。”也就是希望把经书列入学校正式课程之中。这次的讲话一发布，立刻又引起了大规模的论战，反对者中最激烈的，甚至指经书为“毒格码”dogma，是现代化的绊脚石。尽管反对之声如此激昂，但有鉴于大陆的沦陷与思想上的失守大有关系，因此经书虽然没有成为学校课本，但是至少论语孟子到现在已经是中学生必读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现代读经，会引来第三次大论战吗？

 

今天如果再提出全国性的读经建议，大概不免又要引起第三次的论战，这也许对经书反倒有好处——因为每次论战，总是将经书的可读范围又开放一些——但是我们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现代化的开放社会，用不着再藉笔战来推行一个观念，也不必由官方明令推行一个政策。社会的繁荣，中产阶层的兴起，为读经提供了更多的管道和更有效的途径。现在看来，由民间的力量来倡导将会比由官方的力量推行更有效，民间自发自动的研究阅读也会比政府的功令更有成绩；这就好比从北宋以来，民间讲学不论在学术性和普及性方面都远超过中央的学官，当官学成为利禄之学的同时，私人讲学却在民间造成了伟大的教化作用。最可贵的是，民间讲学能够不断赋与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和活力，乃能与时俱进，生生不息。至于官学，一则易于腐化，一则易于僵化，真正变成“毒格码”——教条，容易招人反感，产生抗拒。由这一历史教训，加上现时代的民主要求以及社会的经济条件，今天谈读经，最好由民间发起，由下至上地，由量而质地把读经的风气给打开来、给推上去，政府不妨只站在辅导的立场，因势利导，从旁奖助。至于读经会不会影响现代化的步骤，民间自然会根据本身的利害得失自动给予调节和判断，这比打百场笔墨官司都有效——民主开放社会的好处不就在这些地方吗？

 

稚老的“毛厕”、胡适的“不配”，尽成过去。

 

回顾以往反对读经的意见，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值得提出来作为提倡读经的一个引子。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吴稚晖先生说的：“把国故的臭东西丢进毛厕坑里！”（见吴稚晖学术论着，一二四页），就由于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多少线装书变成了卫生纸！但在这句响彻半边天的格言底下还有几个字，却被国人给忽略了。这整句话其实是这么说的：“这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请注意，吴椎老只想把国故泡在毛厕中三十年，他说这话时是民国十六年左右，照算的话，老早在民国四十六年就该把线装书们从毛厕里给请出来了。何况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应该再把线装书当卫生纸看待了。其次，当年反对读经最力的胡适之，他也有一段“留余地”的话，值得在今天给予兑现。在“胡适文存”第四集里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大意是说由于经书古奥难读，魏晋以来解人无多，因此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有读经的资格。但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胡适也“留了一笔”，他说：“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得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这段话是民国二十四年讲的，距今也有四十八年之久，照胡适的说法，则今天我们应该稍稍具备有读经的资格了，至少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读经了。如果吴稚晖、胡适之两位先生地下有知，应不至于反对他们当初所说的话吧？

 

拔箭、敷粉，破除经书的刺猬形象。

 

从民国八年到民国三十八年，这三十年间，五四反传统的习气可以说弥漫全国，成为一般时代风尚。经学自古是传统之冠冕，则“擒贼先擒王”，经书之首当其冲无宁是自然之事。由于经书本身变成了传统的一个象征、一个箭靶子，因此对它的攻击很多是夹杂着意气及非理性的因素在内。今天我们一提到读经，就会有“狗咬刺猬”，不知何处下口之苦，这种心理固然和经书的古奥有关，但经书之所以有刺猬的形象，一大半也是五四人物的乱箭所给加上去的。其实若说经书难读，西方的圣经、阿拉伯的可兰经、印度的三大圣典，那些真正以“神道设教”的经典岂不更难读？何以它们不但始终畅销，定为国教，并且即使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眼中，也一点没有剌猬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的教士不但不对它射箭，还给它擦粉之故。而中国经书身上的刺，一大半是近人射上去的箭。今天要大家亲近经书，首先应该拔除这些后加的箭，然后再进一步去解决经书本身内在的问题。但为什么要提倡读经呢？经不是宗教，用不着神圣化、绝对化，更不必立为国教，那样只有对经更不好。这个问题仍要追溯到五四，所谓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在五四前后流行一个口号，就是尼采的话：“重新估量一切价值。”这话胡适提过，包括青年党的常燕生也响应过，这一句话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绝不可低估的。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话背后的事实，就可以接着问：到底我们根据什么标准来重估？我们重估的对象又是什么？当然，标准是现代标准（其实主要是西方标准），对象就是传统文化——国故。问题在于：我们对使用的标准懂得多少？又对批判的对象知道多少？这就麻烦了，事实是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对西方懂的只是皮毛，五十以下的人对国故的认识更是皮毛（五十以上的不敢说）。拿着皮毛去衡量、抵制皮毛，其结果如何？岂不就是时下的中国？现在看起来，倒是闹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响应”了、“落实”了当年“重估一切”的大口号。因为以皮毛量皮毛，没有办法不落于虚妄。

 

迷蒙、活剧，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传统不是不该重估，但是我们到底对传统了解多少？经书不是不可批判，但我们到底读了几本？如果我们不想再重蹈五四的悲剧，这一起码的反省是不可省的。要了解传统文化，必先经过经书这一关，因为经书正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根荄。经的血脉贯穿在中国一切典籍中，经的乳液侵透在一切学问里，它对中国文化之涵摄性，等于是西方的希腊哲学、罗马法典加上希伯莱宗教的总和。不了解经学，则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能停留在皮毛的阶段：一个人对本国传统文化只能有皮毛的了解，这岂不是件可耻之事？这和一个人说不出自己爸爸是谁？同样的丢脸。一个人也许可以不喜欢自己的爸爸，可是连自己爸爸是谁都说不上来就太可悲，也太可怕了。事实上，经书正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爸爸。你要批判爸爸也好、赞美爸爸也好，总要先弄清爸爸的“成分”才行吧？你总不能学威廉泰尔那样，蒙上眼睛对着他乱箭齐发，然后打开眼罩，大吃一惊说：“哎呀！原来爸爸是个剌猬呢！”

 

演了半个世纪这样的活剧，至今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首先要去除“以皮毛论皮毛”的第一层眼罩，然后再除掉“师心自用”的第二层眼，并且放下弓箭，亲自走近经书，去看一个究竟。这绝不是要复古，甚至也不急着“文化复兴”，而是很简单地要“认识爸爸”、要“认爸爸”。且不说天理昭彰的话，但不认爸爸而能安心立命的事很少见。中国这半世纪来的不安宁很可以向个中索解。并不是说读了经、了解了传统就能救国，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但经书里面确有些至理名言是值得我们“子孙勿替”的传家宝，其价值绝不在圣经、可兰经之下，而或许更可行。把它们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明，不但有益国人，且更有益于全世界。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传家宝，可能对西方世界更有价值。

 

来自性情的经书精神，救劫回天的一点希望。

 

台湾三十多年来，许多有心人也为经书说了不少好话，也作了不少贡献，经书那些已经被重新肯定的地方我们就不重覆了。眼前最要紧的是要点出，究竟经书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的益处？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经书，诚如章实斋所言“六经皆史”，它本是周室典藏的一些文献，供施政参考用的资料，它是具有实用性的知识，并不是些抽象的精神讲话。因此有人认为经已落伍，时过境迁，不再适用。但经之所以谓经，一方面固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普遍性，像论语中许多话真是颠扑不破。但这还在其次，最要紧的，经书的精神来自性情的多，来自纯粹思辨的倒比较不重要。和西方的学问比，经的知识部分多是宋儒说的“德性之知”，不像西方以“见闻之知”为主。而其实连德性之知也还没有说到家，理学家以“哲学”视经学根本上有不相契之处。知识有新旧、性情无古今，由性情出来的知识旨在将人融合起来，不以性情为基础的知识，终要把人分隔开来，西方思辨之知正是这一路的知识。固然西方在知识系统外，也有艺术系统，其音乐更比中国发达。但正如叔本华说的：“艺术是理念的复制品，音乐却是意志的摹本。”对西方人而言，文化的来源不是观念就是意志，中国人所说的性情在他们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从柏拉图开始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李希特H.G.Richter指出，西方传统中对美育的讨论都根据于知识论的原则。美学中也充满了分析的数学的精神。柏拉图就说过，造物者乃是遵循几何的和谐和算数的比例来创造宇宙之魂，亦唯有理念和数字才足以臻于神圣的和谐（见谛美思论Timaes及法律篇Laws）。透视西方的艺术音乐，其底片上仍是一片数字，这是分析性的文化，巴哈为颠峰。而代表意志的创造，则以贝多芬为翘楚。意志则是冲击性的，分而不和。分析旨在求知，求知旨在把握。意志则趋向权力，权力指向控制，把握与控制本是一体，因此培根说“知识即权力”，观念与意志实乃殊途而同归，由权力心导出来的文化如何能是和平的文化？顺着分析而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出了问题，再由意志强行缚合就成了集体主义，这两个主义僵持不下，就又发明了核子弹来维持恐怖的平衡。而核子武器之为物，正是由核子不断的分裂、撞击以生出绝大毁灭之力，这分裂与撞击其实还是分析观念和冲创意志结合所生的“魔鬼怪婴”，这是西方文化本质里所本有的东西。因此要求西方文化“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那是太不对路的事，我们的地球不毁在西方人手上就已经是万幸了。

 

把六十年前扔进毛厕的身分证，再捡起来吧！

 

我们不敢迳谓中国文化必能救劫回天，但中国文化确能为人类和平提供希望。这个道理不是别的，主要在中国文化出自性情者独多。性情讲“人心之同然”，其文化的基础乃在“一体之仁”上。孔子传述六艺（经），是要保存礼乐传统，不是封建的体制，而是礼乐的生命——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的智性化便是礼，仁的感性化便是乐，也就是诗；孔子对自己儿子孔鲤要求的就是要“学诗学礼”，诗尤见强调。清代姚际恒就说“诸经中诗为教独大”，他指出论孟中孔子谈到诗的次数数倍于其他诸经，而诗的流传又最广远，他经则孔子后不再有。唯有诗则“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见诗经通论），揆之史乘，这真是一点不错。诗者持人性情，诗教则温柔敦厚，这温柔敦厚的性情是中国文化的大本大原，也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分水岭。诗里没有数字，有的乃是性情。数字要分，性情能和；数字把人量化、抽象化，性情将人人化、实存化。礼之端在“辞让心”，这又和崇尚争执的意志不同，礼原则上还是和平的。由性情和辞让所产生的礼乐文化实在是人类延续及世界和平最终的希望所系，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希腊专家汉弥顿Edith Hamilton说过：“东方能抛开框框停止斗争，而理性的奴隶——西方人却不能。”（见希腊之道），他指的东方人是古希腊人，但二分法、辩证法，以及命定论的悲剧，其滥觞正在希腊。太和之境唯在礼乐中求，而礼乐精神要向经书中觅。至少诗、书、易、礼记和孝经这几本书中的至理名言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由选择性的阅读到全面性的贯通，由白话本的接触到原文本的深入，由民间的讲习出版到学术界的专精研究，普及和提高同时用力，再以现代的概念和语言加以不断的再诠释，配合以中西文化的比较参证，相信经书一定能再从败部复活，大放光明。而其光芒所射，又不止在中国，而尤在世界，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努力发扬光大，谁又能越庖代俎？这事一定要从我们开始，而且一定要马上就开始。须知，六十年前被我们仍进毛厕坑去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的身分证啊！

 

附识：笔者绝不反西洋文化，更不反对现代化，只不过怀疑，一个人不充分认识自己，如何能充分认识别人？蒋梦麟先生说得好：“凡愈懂中国文化者，愈能懂西洋文化。也愈懂西洋文化者，愈能懂中国文化。”区区拙作，希望能为这句话作一个注脚。（转载自七十二年七月二十三联合报副刊）